格式合同(StandardFormContract)又称为格式条款、标准合同、定式合同或附合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合同的产生和发展是20世纪合同法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订约方式，同时也对合同自由原则提出了挑战。
这种加快定单发出和接受的方式与快速的标准化生产相伴而生，其核心模式即是预先印制好的买单和卖单格式。[1]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网络时代的到来，一些大型的电子商务网站也拟订了极为详尽的格式条款。在目前普遍所订立的合同总数中，格式合同的数量大约占45%以上。
在西方发达国家，合同总数的99%为格式合同。因此，有学者称“我们生活在格式合同的世界里”。在现代商业交易中，格式合同的大量运用所带来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使用格式合同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订约时间，从而加速交易的进行;其次，使用格式合同格式也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对于标准格式合同的优点，有学者形象地指出：“在大规模生产的时代，几乎没有必要去强调大量生产的商品的优点，这与适用与其他事情一样适用于大量生产的合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后，格式合同以其自身的价值与特征，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但它也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我们应当看到，格式合同对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规范和完善合同内容、预防和减少合同纠纷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格式合同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契约自由原则，但由于它有着自身的优势，而且已广泛应用于商业交易中，因此，各国立法往往在一定条件下肯定其法律效力。
英国法学家戴西和莫里斯也提醒道，在涉及当事人之间谈判权力明显不平等的标准格式合同时，适用使合同有效原则就要特别慎重。所以格式条款如果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公序良俗、诚实信用原则以及与非格式条款相抵触时，则不应具有法律效力。
如前所述，由于电子商务大量采用自动交易手段，其所包含的交易条件除少部分可以协商外，大部分是不具有可协商性、供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
对于这些格式条款，对方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可能损害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谈判经验的合同相对人的利益。例如，有的网站的格式条款规定：本公司有权在任何时候更改或修正本合同条款，修改后的合同条款一经通知即生效;有的网站的格式条款要求消费者事先接受其要到承诺作出以后方可知晓的协议;还有的网站对于格式条款中所包含的免责内容根本未以醒目的方式提请相对人注意等，这均有可能对相对人利益构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因此，如何在意思自治的体制下伸张合同正义，使经济上的强者不能凭借合同自由之名压榨弱者，是现代法律面临的艰巨任务。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可能产生所谓的“格式之争”，即当要约人和承诺人在向对方发出要约与承诺是分别以各自的格式合同进行时，虽然可以导致合同成立，但若产生了纠纷，到底应依哪方的合同条款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为此，我国《合同法》为了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第39条、第40条和第41条分别对格式条款作了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尽管是针对普通商品交易作出的，但其原则、精神应当认为，对于电子商务仍然是可以适用的。但我国《合同法》却没有涉及上述“格式之争”的问题。
理论上，现代合同法是倾向于采用“打最后一枪者居优”的原则，即以承诺方在承诺中所附的格式条款来确定合同的内容。其理由在于如果承诺的内容与要约不同则构成一项反要约，若原来的要约方对此不仅没有及时提出异议，而且照此履行，则其履行行为本身便应视为对该项反要约的接受。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颇值得我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借鉴。